[摘要] “对于政策层面,短期问题往往更为紧迫、也更为重要。”曹远征分析说,如果不能解决短期问题,任由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持续恶化,甚至演变为全面的动荡和危机,那么,所有的中长期设想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2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下称“人大国发院”)就后SDR时期中国宏观政策框架调整提出多项建议，呼吁把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显性目标，将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调整的战略定位在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层次，并将转变国债发行模式和方式，推动债券市场的大发展和大开放作为突破口。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当日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作主旨报告时表示，当前，需要重新定位增长、就业、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及其相互关系;重新考量各种政策工具及其匹配和组合原则;重构政策传导机制。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人民银行研究局也在研究宏观调控政策框架的重构。”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表示，“当前的宏观调控框架‘软弱无力’，需要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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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框架无法适应新常态
“在我国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增长和就业是首要目标，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次要目标。”曹远征说，为了实现增长和就业目标，宏观政策调控主要针对出口和投资，通过鼓励出口增长来拉动投资增长，或者直接推动投资增长。
他说，而为了更有效地刺激出口增长和投资增长，政策层面倾向于替代市场机制或扭曲市场机制，在政策组合中往往是以非市场化的、具有结构效应的财政政策为主导，作为辅助性的货币政策也是以非市场化的数量型工具为主。
曹远征举例说，改革以来，政府设定了一系列的发展目标，但是总量扩张始终是重要的目标。在长期增长导向下，宏观经济政策首先必须服务于结构调整、产业变迁和制度变化等长期战略规划，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定位于供给层面的目标。
他说，发改委、财政部和央行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三驾马车”，相对的关系和地位并不是平行的。发改委提出的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具有宏观引导和统筹协调功能，从总体上界定了财政、货币和金融层面的政策着力点和政策实施方向。这决定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性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指向短期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是指向长期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人大国发院的研究显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力度不断加大，调控方式不断转变，但是产出缺口却不断加大，实际GDP增速的下滑领先于潜在GDP增速的下滑。此后，虽然政策刺激力度加码，在产出缺口迅速下降、并由正转负的过程中，各类物价指数和贸易失衡规模都是先扩张、后收缩，但是政策效果却依然没有显露。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长期增长导向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需求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曹远征说，在以工业化为主要动力来源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中对高GDP增长速度具有强烈偏好。通过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来实现整体经济的增长，直接导致我国供给结构的失衡。
“这样的政策框架已经无法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以及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的要求。”曹远征分析说，世界经济再平衡使得我国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并带来通货紧缩、通紧-债务效应和去杠杆压力。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我国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风险急剧加大。这就凸显了宏观经济短期稳定性的重要意义。
他说，另外，通货紧缩不仅使得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难以奏效，而且与债务问题、去杠杆压力以及新常态下的其他变化结合在一起，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内生风险急剧上升，“这凸显了物价稳定性和金融稳定性的重要意义。”
人大国发院的研究发现，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与我国国内经济再平衡过程的相互交织，结构调整过程在短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创造性破坏效应”，也要求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生产导向和长期导向转变为消费导向和短期导向。
曹远征认为，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种种深刻变化，过去一段时间所出现的宏观调控效果下降和强政策刺激带来严重后遗症的问题，并不是政策松紧程度、具体工具选择和传导机制方面的问题，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整体性问题。
《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到，由人大国发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等智库和学术机构联合编写的《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挑战与思考》总报告和多篇分报告已经完成，并呈交决策部门。
多位参与报告编写的专家表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需要考虑的政策再定位，不只是政策松紧程度或政策刺激力度的简单调整，也不只是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政策传导渠道的完善，而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整体性调整。
应更关注短期政策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在考虑是否能够创造出更多产出，即关注所谓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成本与质量，应该更加关注增长的结果能否转化为家庭消费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上述总报告称。
曹远征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调整的战略定位应该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层次。
个层次是针对短期中已经显露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提升和强化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能力;第二层次是针对中期的问题，特别是在较长时期持续存在的结构调整、去库存、去产能以及去杠杆等问题，提升应对这些问题相互叠加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应对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可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第三个层次是针对长期将会出现的均衡、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构建高效的、可持续的和动态一致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和政策框架。
总报告认为，调整需要遵循如下总体原则：首先是政策目标定位。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问题凸显，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显性目标。其次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分工与定位。财政政策应该减少对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路径的直接介入，更多地针对结构调整期必然出现的短期阵痛，为社会福利提供托底;宏观经济经济和金融稳定性的实现应该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
而对于政策的操作方式和传导机制。曹远征认为，应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操作模式，避免自身成为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的来源;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围绕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向去传导其意图和影响。
“对于政策层面，短期问题往往更为紧迫、也更为重要。”曹远征分析说，如果不能解决短期问题，任由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持续恶化，甚至演变为全面的动荡和危机，那么，所有的中长期设想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他认为，就短期而言，我国大的宏观经济波动风险来自去产能与去杠杆的交互作用。所以，政策层面需要在推进去产能的过程中避免过快的去杠杆，或者说，要在稳住杠杆的同时推进去产能过程。
人大国发院还建议，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应该强调短期需求管理的重要性，调控的着力点应该逐步从外需和投资转向居民消费;财政层面在配合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的同时，应该重视和强化财政因素在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性等问题上的重要性;货币层面应该更加关注货币稳定性和金融稳定性;在整体金融发展维度下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为突破口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目标孰先孰后仍存争议
“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该是外生、可调控、灵活的政策变量，变成内生性的了，就是你必须配合，你必须出钱。”陆磊说，“所以，首先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当中就要问一个问题，你是能够灵活的、可自由伸缩调节的工具来配合或者甚至支撑这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所以，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应该做相应的一些变化。”
“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框架怎么评价?我说得可能尖锐一些，是‘软弱无力’。我可能尖锐一些。”陆磊举例说，去产能、去杠杆，这两个交织在一起可能遇到很多问题。2002-2014年，企业杠杆率尤其高，政府杠杆率相对低，居民杠杆率相对适中，“企业杠杆率能去吗?你自然而然地发现如果比较强势去杠杆，会不会出现债务链的问题和金融层面不稳定呢?如果不去，会不会形成僵尸企业拖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且出现曾经在90年代困扰韩国和日本的僵尸银行的问题呢?”
“有很好的目标，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执行中会遇到很多子目标之间的牵扯。于是，会影响宏观调控后的决定。”陆磊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何帆也在论坛上表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金融稳定性是宏观政策决策者面临的三难选择，“这三个目标都很重要，但是选择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有可能和其他两个目标出现冲突。”
何帆认为，需要把已有的政策重新打包，形成一个政策组合。“这个政策组合里头，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够向市场释放出来明确的信号，能够提振市场的信心。”他解释说，在2013年年底的三中全会报告，就列出来200多项改革措施，里面很多都不只是“大王”、“小王”。如果把那些兑现的话，林毅夫的预言很可能是对的，就是中国还能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把增长目标和就业目标往后放一放，把价格稳定和国际收支，再加上结构性指标，作为未来调控的主要目标。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思路。”
“不仅是短期的国际政策协调，还要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说。
不过，对于“经济增长目标”放一放的说法，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当前或今后一个时期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经济增长，保持在适度的合理区间之内;二是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这两个指标有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引起比较大的关注，会使整个操作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宗良认为，在这两个目标下，需要稳步推进“三去”，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把握总供给和总需求合理平衡;从整体上保持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和汇率合理协调以及国际政策的协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在论坛上表示，中长期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短期的经济应对主要是政策调整问题，但在这方面，过去“梳理得不是很够”。
对于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毛振华认为，“要坚持降杠杆，降杠杆是必须的，不降杠杆就不能去产能”，“改革要为企业降低负担”，同时，和城镇化发展结合在一起，适时推出土地制度改革，获得土地产权的农民可以把土地卖掉，政府要管的就是土地性质，农地还是农地，可以进行集约化经营，这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农民拿了这些地以后可以卖掉，也可以再去买。这既解决了投资问题，也解决了需求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摄影/章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何帆。摄影/章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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